專訪︱跨越時空的對話:一個銀行職員的檔案尋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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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20日,鄭州豫豐紗廠。一位叫陳伯琴的年輕人突然收到一張紅色的請客通知單,上面第一行赫然寫著“浙江興業銀行”——這是他的東家。中國銀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等幾家大銀行的名字緊隨其后。請帖由兩位背槍的士兵送來,以不容拒絕的語氣請他赴宴。

年輕人很快就發現,這是一次“鴻門宴”。陳伯琴是被浙江興業銀行從上海派駐鄭州的工作人員,要請他吃飯的是當地的行政長官、駐軍師部參謀長和財政廳代表。他們要求陳代表銀行拿出兩萬五千元作為軍餉,支援政府——名為借款,實為勒索。

陳伯琴再三聲明,自己只是剛來不久的押品管理員,來監管自家銀行的貸款抵押品;且浙江興業銀行在鄭州并無正式的營業機關,自己沒有立場、也沒有權力代表銀行出這筆錢。但政客和軍閥哪里聽得進,他們以種種手段威脅恫嚇,逼他一定“支援”這筆軍餉。最后,陳伯琴根據銀行管理層的指示,幾番周旋,還是認下了其中一萬五千元。

這件小事生動折射了中國本土商業銀行在誕生之初的處境:投資實業,有一定的發展前景,但又不得不在外資競爭、戰爭威脅、軍閥掠奪的夾縫中艱難生存。而陳伯琴雖不是聲名顯赫的大銀行家,但筆耕不輟,在其21年的銀行職業生涯中,寫下許多有關工作的記錄與思考。他本人從銀行基層小職員一路“升級打怪”,最后做到支行行長、分行副行長這樣的中層職位,見證了民國商業銀行基層運作中隱秘而真實的面相。

一個世紀以后,這些塵封在檔案中的記錄被陳伯琴的一位同行發現,并寫成書,題為《微觀金融史:一個銀行職員的檔案尋蹤(1921-1942)》。

作者劉平現任廣發銀行杭州分行紀委書記,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經濟學碩士。他是一名資深的銀行從業者,也是《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叢編》《民國銀行練習生記事》《從金融史再出發》等金融史著作、史料的編著者。

作為一名歷史和金融領域的“跨界者”,劉平博士近年來致力于民國銀行史料的挖掘整理,累計發表近千萬字。相較于刻畫呼風喚雨的大銀行家,他更愿意將目光放在銀行練習生、普通行員這些“小人物”身上,并且希望在此基礎上探索一種有血有肉的金融史敘述方式。陳伯琴的故事正是這樣一個嘗試。

在《微觀金融史:一個銀行職員的檔案尋蹤(1921-1942)》中,劉平以一個民國銀行職員二十多年的成長歷程作為橫坐標,以其在上海、鄭州、漢口、天津、青島五個城市分支機構的職務變遷作為縱坐標,讓兩者在不同時空的交匯,形成生動具體的故事。在寫作中,他有意識地把重大歷史事件融入其中,如廢兩改元、法幣改革、抗戰爆發等等,力圖以“小人物”的眼光折射“大歷史”。

在采訪中,劉平坦言,寫“小人物”的歷史,隨時可能因史料斷檔而難以為繼,但也有山重水復柳暗花明的驚喜。譬如陳伯琴在中年時的回憶文章中已覺得“迷迷糊糊”的事情,自己竟在檔案館找到了當年陳向總行匯報情況的往來通信,將主人公那一時期的生活還原得清清楚楚。

兩年來,劉平將幾乎所有的節假日和夜晚都花在陳伯琴身上,相關檔案摞起來不止一人高。他說自己寫作最大的優勢大概是沒有發表任務,可以不慌不忙地寫書。他將版稅全部捐給慈善基金會,想更純粹地去進行這個相隔近百年、屬于兩個銀行從業者之間的跨時空對話。

應該屬于中上階層,這從他們的收入中可以看出來。浙江興業銀行作為一家民營銀行,其支行行長的收入是一百六十塊大洋;作為參照,當時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魯迅以三百大洋的收入可以購置房產、生活優渥,可見銀行職員的收入水平在當時是相當不錯的。

我曾現場看過陳伯琴的幾個住處,一處在上海愚園路,一處在青島的花園別墅區,都是不錯的住宅。陳伯琴擔任青島支行行長期間,還經常邀請行中同事到自家公館聚餐、開晚會。

1927年的《銀行周報》有一篇文章這樣說:“銀行員待遇,于現在社會中,實為百業之冠,為一般人所艷羨。以前行員之入行,大都為銀行之股東及當局所介紹,經考試入行者,乃為例外,幾經升遷,其任要職者,殊不乏人;況今日行員之中,大都為與銀行有關系者之子弟,即令家室不豐者,在胼手胝足之勞工視之,已覺有天淵之別!

我從陳伯琴的家譜中看到,他的父親即是銀行高管,祖輩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不過陳伯琴完全沒有紈绔子弟的樣子,進銀行之前該經歷的流程都經歷了。我認為當時的銀行小環境還是相對公平的,就世家子弟的培養來說,家長也比較有遠見,愿意讓孩子多吃點苦,多歷練。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呈現有血有肉的金融史。十幾年前我因為工作原因考察過一家珍珠項鏈的生產車間,那些珍珠原料不起眼地堆在角落,我意識到“散珠”如果不用一根線串起來,其價值是很難體現的。而這根線本身可能很普通,但對于項鏈不可或缺。我想找到一條能夠串起金融史的線索,而這個線索最好是一個人物。

五六年前,我花了許多業余時間在整理編纂《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叢編》,這批史料以民國銀行的內刊為主。其中最下功夫的是浙江興業銀行內刊《興業郵乘》的史料編纂,當中有陳伯琴撰寫的不少文稿。他在上海、鄭州、漢口、天津、青島等地工作的片段,都能在他發表過的文稿中找到線索。此后我又到上海檔案館、上海圖書館以及青島、天津等地查詢走訪,這個人物就漸漸清晰起來了。

陳伯琴是浙江鎮海人,1921年2月進入浙江興業銀行,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先后在上海等五座城市工作,歷任浙江興業銀行堆棧管理員、信貸員、分理處主任、支行行長、總行部門襄理、分行副行長等職位,幾乎從事過銀行所有的業務種類,并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了若干政治、金融、社會事件,包括廢兩改元、法幣改革、武漢頒行《集中現金條例》、鄭州豫豐紗廠罷工、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青島、天津金融統制等等。

在1926-1927年的漢口,陳伯琴目睹了勞資之爭與工人運動,親歷了引起金融界震動的《集中現金條例》的頒行,并且記錄了當時銀行業私下應對的內幕。陳伯琴在青島時,經歷了抗戰的爆發。我們在檔案中看到,金融業對時局反應敏銳,對戰事有所預料,總行做出的指示是“謹慎放款”,同人眷屬必要時“先行遷避”。因為工作調動,他又經歷了孤島時期的上海和淪陷時期的天津。在天津,一方面外界環境動蕩不安,一方面心中思念故鄉江南,陳伯琴在病逝前不久寫下“東風何日送舟歸”這樣的詩句,可見心情之悲涼。

除了對事件的記錄,陳伯琴還留下了不少關于各地風土人情、信俗文化的記載,也很有意思。比如他眼中的青島,雖然華洋雜處、商業發達,但“本地人舊觀念很深,他們蟄居一隅,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對于南方人尤其懷疑。本地人辦的銀行,對于上海、天津、漢口幾個大商埠的金融情形,也不十分清楚!钡鹊。

這些所謂“小人物”的經歷,讓我感受到歷史的紋理和觸感,猶如顯微鏡下的毛細血管。我相信再小的事件也要放在大的背景下去理解,而再大的歷史進程也要放在小的事件中去解讀。在復旦攻讀史學博士期間接受的學術訓練非常重要,那使我對時代背景、金融史的大脈絡有充分了解。但反過來,如果沒有讀到底層人物的感受,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就沒那么生動具體。

傳統的金融史寫作中,制度規章總是繞不過的主題。但有沒有人關注過那些基層員工究竟如何看待、回應這些規章?陳伯琴留下的很多材料是非常細致的。比如武漢《集中現金條例》頒布后,金融界提前得知消息,“將所存款項酌量提出現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的內幕消息是其他記載中很少見到的。又比如陳伯琴在天津分行擔任副經理的時候,出臺過一項政策,專門講如何節約開支、衛生如何搞,我們現在的銀行從業者看了也感覺跟生活很貼近。

陳伯琴雖然并不有名,但他非常有代表性,找到這樣一個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這確實很冒險,我一直在擔心,寫到一半資料不夠怎么辦?寫不出來怎么辦?

資料的困局是一定有的,但有時“掘地三尺”能夠找到,比如最終在上海市圖書館找到了陳伯琴的家譜,又比如上海市檔案館的彭曉亮先生幫我從交大校史館找到了陳伯琴的部分學籍檔案。陳在交大學習期間換了三個專業,也沒有一份完整的履歷表,我最終靠各種資料拼湊出他的學習情況。但有時也只能通過外圍資料迂回補充——上海市檔案館沒有,武漢、天津有沒有?別人的回憶文章、其他銀行的史料等等,然后再進一步深挖。比如,陳伯琴生命的最后三年在天津分行擔任副經理,那段時間,一直有記事習慣的陳伯琴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文字。畢竟他在天津經歷了淪陷時期,身體狀況又出現了嚴重問題,心情可想而知。我只能通過其他渠道去了解,到他曾經工作生活的現場去找找感覺。

但也會有意外之喜。我居然在上海市檔案館找到了相當數量、且時間段集中的書信,是陳伯琴寫給總行的。于是我索性用這些書信做一“切片”,從他的匯報中去解讀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這些文件在過去從未有人關注過、利用過,塵封在檔案館的角落里。

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陳伯琴日記,不知道他有沒有寫日記。目前也尚未聯系上他的后人。還有一些到最后也沒有弄清楚的問題:比如他的墓地在哪里?我根據史料專程赴天津踏訪,但未有發現,后來天津師范大學的一位教授提供了信息,只是相關建筑早已物是人非,無從考證了。

史料總是不會盡如人意,這是歷史學的無奈;但如何將已有的資料裁剪、串起來,是一門手藝。

他是一個守規矩的人,敬業的人,符合中國傳統道德的人,非常符合當時社會背景下一個職業經理人的角色。

陳伯琴從學校畢業就進了銀行,他在工作中遇到的許多事,我也感同身受?此绾胃髽I打交道,跟銀行同業打交道,跟顧客打交道,處理事情要如何兼顧原則性和靈活性,許多時候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覺。我在自序的最后,套用民國時期銀行同人之間常用的稱謂,對他道一聲:“謝謝,伯琴兄!”確實是真情實感的流露。

不過,寫這本書的意義,也不僅僅在于陳伯琴這一個人物,更在于通過他的視角,折射民國金融史的百態。陳伯琴是一個銀行中層員工,許多事件或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真實且視角獨特。另外,陳伯琴自身的經歷也在變化,他一生輾轉了五個不同的城市,職位也從基層員工到副行長、行長,他的視角也在日漸豐富。

寫作時我常想到這樣一句話:“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陳伯琴看著他眼中的世界,而我看著他和他的世界。

“微觀金融史”有兩種理解,一種是“微觀金融”的歷史,它更體現一種金融概念,一種是“微觀”的“金融史”,它更體現一種歷史的概念。

我覺得自己既是歷史從業者,又是銀行從業者,把兩個職業結合起來,應該做一些我比較有優勢的事情,通過專業訓練過的方法,把歷史上的金融事件重新打撈、重新展示,讓歷史鮮活起來。但這種展示也不是憑空捏造,所有的敘述都有史料支撐,每一個檔案都有出處,它仍然是一個嚴謹的寫作。我認為金融史研究一定要考慮閱讀者,如果希望有更多人從金融史研究中獲益,那就要考慮他們的感受。

事實上,今天的金融和民國時期相比,技術層面和操作方式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但是,銀行與風險打交道,作為一個行業的核心本質沒有變。對銀行而言,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把握風險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對員工來說,不論是經理還是普通員工,遵守規矩、敬業、團隊協作等等,這些要求是不會變的,甚至需要強化。

這部書分為上下冊,兩冊封底各印了陳伯琴的一段話,分別是他對銀行、對銀行從業者的認識,我認為這是兩段至今仍不過時的話:

“中國各銀行,其業務雖日漸進步,但利息一項,其收入仍居銀行生產中之第一位。利息者,無非以存戶之存款,轉放其他各戶,存款息與放款息相抵余數而已。夫銀行收受存戶之存款,須完全負責;而轉放他戶,又完全無十分安全之保障。事實上其所負之危險,至少在十之三四。銀行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求其生活。其責任之重,可想而知。銀行之責任,即行員之責任也!

“我輩服務銀行,較其他職業之可以敷衍塞責者,尤覺不同。內部各事,應如何辦理,方能合式,外面各事,應如何對付,方稱妥當。往往極細微之事,亦必加以極謹慎之考慮。自練習生以至于經理,各人均有各人之職責,決不易取巧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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